写《田园之秋》的陈冠学先生选择离群索居，是因为他对居住的密度(按地产开发商的术语，是“容积率”?)有苛刻的要求——
    最好是一平方公里五人至十人，不能超过十人。只有在这个限度下，人才有真正的自由之可言，才有真正的尊严之可言，一旦超出这个限度，人的自由尊严都受到了折扣。听说一些所谓文明国家，实际密度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，那简直成了猪圈里的猪，厕所里的蛆，算不得是人了，真不知道那是文明呢?野蛮呢?实际上每个城镇，密度都超过此数，那是自我作践。
    这样的标准确实太高，所以陈先生住在一平方公里大约有八十人的地方，还嫌太拥挤，还没达到他的理想标准。我不奢望能像陈先生这样任性。至少在退休之前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住在密度高得像是天文数字的城市里，装作听不见陈先生说什么“自由尊严都受到了折扣”“猪圈里的猪，厕所里的蛆”等等。不过，虽然离群索居暂时还没有实现的可能，但我还是希望自己的忙碌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。如果每天都忙得像是陀螺，我会觉得生有何欢?“日理万机”一定会让我疯狂的，但日理几机比较合适呢?
    “朝九晚五”是一个限度。当然加班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承受，但加班不能成为常态。记得当年董建华先生当选香港特首时说，那段时间他确实很忙碌，但当各项工作走入正轨后，他会正常上下班的。
    “朝九晚五”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优美的假期。蒲宁的散文名作《静》描写日内瓦湖的风景，其中的很多句子都让我心动，比如，蒲宁的旅伴告诉他，“千万别抽烟，只吃牛奶和蔬菜。以空气为生，随日出而起，这会使我们神清气爽!”“以空气为生”，这对深陷雾霾的我们而言是多么奢侈。
    丰子恺的散文《吃酒》，有一段写西湖边的一位中年男子，每天蹲在岸上，向湖边垂钓。他钓的不是鱼，而是虾。钓钩上装一粒饭米，挂在岸石边。一会儿拉起线来，就有很大的一只虾。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。于是再装上饭米，挂下去钓。钓得了三四只大虾，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，起身走了。丰子恺问他:“何不再钓几只?”他笑着回答说:“下酒够了。”
    “下酒够了”，这是更为宝贵的一个限度。“下酒够了”之外，还要下饭，甚至还要拿去卖，这就要忙个不停，每天都蹲着，累得腰酸背痛，喝酒也没味道。所以说到底，忙碌的限度就是欲望的限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