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考证，烽火戏诸侯中的褒姒幼时是一名弃婴。

　　儿童是弱势群体，所以早在西周许多古籍文献中，就有许多保护儿童的法律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刺》的“三赦”首款，即赦免年纪幼小的犯罪儿童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也规定，7岁以下的儿童就算犯了罪，也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连年战乱，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增长，造成了诸侯各国土地大片荒芜，劳动力空前短缺的局面。为此，各诸侯国均颁布了许多保护或者救助儿童方面的法律。公元前651年，齐桓公在葵丘之会与诸侯盟誓的第三条就是“敬老慈幼，无忘宾旅”。他还任用管仲推行“九惠之教”，其首要的两条是“老老”与“慈幼”。

　　春秋末期，越王勾践为积蓄力量，采取了鼓励妇女生育，保护幼儿的措施。《国语·越语》中记载：政府派医生帮助妇女分娩。生了男孩的家庭，国家奖励两壶酒和一条狗；生了女孩的，奖励两壶酒和一头猪……那些孤老、寡妇、生病的、贫困的人家，其儿女由政府收养。

　　大秦帝国执行法家路线，用严刑峻法保护儿童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载：擅自杀害养子者必须斩首，且明确规定，如果儿女发育不全或者儿女太多，父母不愿意抚养而抛弃的，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法律还规定，老师如果过度役使学生，或者鞭打学生，必须罚购买一副盔甲或者两副盔甲。

　　汉代在刑罚适用上对儿童采取宽宥政策，《二年律令》第八十六条规定：10周岁以下的儿童，除犯杀人罪外，不必承担刑事责任，且排除10周岁以下儿童的死刑和肉刑。如果10周岁以下的儿童杀了人，判处四到六年的徒刑，男的为政府修城墙，女的为政府舂米。此外，东汉时期的道教《太平经》反对弃婴、虐杀女婴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慈善活动开始呈现巨大的社会影响力。佛教济贫救灾、施医给药、规诫杀戮、劝善修德的思想和行动，成为当时慈善业的主力军。崇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正式下令在京城成立官方福利机构孤独园，以救助孤独无依的老人、儿童和患者。它的出现，在中国弱势儿童权益保护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
　　到了唐朝，法律对儿童的保护日趋完善。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规定：妇女犯了死罪，如果该妇女是怀孕的妇女，应当等到其分娩后100天才可对其执行死刑。如果该妇女没有分娩而对其执行死刑，相关的审判人员将被判处刑罚两年；如果分娩后未到100天就对该妇女执行了死刑，相关的审判人员将被判处刑罚一年。如果该孕妇逃跑了，相关的审判人员依前述的规定各减两等处罚。如果该孕妇分娩后100天未对其执行死刑，审判人员应当依次向上奏报不执行死刑的理由。唐朝允许已婚而无子女家庭收养同宗的儿童为养子，也注意保护被收养子女的权益，规定一旦收养子女后，不能随意抛弃。法律严禁拐卖儿童，并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。如《唐律疏议·贼盗》中对拐卖儿童的行为作了严格的规定。

　　宋朝实行“慈幼恤孤”的政策，从贫穷家庭孕妇的妊娠、新生儿的出生，到荒歉年间儿童的遗弃，都规定了明确的救助和保护措施，而且大宋成立了官办儿童救助机构。当时规定：故意杀害子孙者，判两年徒刑。《宋史·宁宗本纪》卷三十八记载：1205年，宋宁宗再次下达严禁民间杀子的命令，命令地方政府每月发给钱粮收养弃儿（“辛未，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，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”）。按南宋政府“胎养令”的精神，凡城乡贫困家庭，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可以到所在州县政府登记，申请政府救济。政府的救济包括：免除孕妇丈夫一年的徭役，犹如“陪产假”；减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，即减税；以及发放生育补贴，一般是4000文钱。

　　北宋年间，一些家庭因为赋税沉重，生活艰难，民间生子不养的现象十分严重。如浙江湖州地区的老百姓家庭，通常只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再生的小孩便溺死或者丢弃。为了破除这种陋俗，广大慈善人员建议政府拯救弃婴，为此，宋朝建立了专门的收养机构居养院、安济坊和漏泽园等，救助孤幼。1090年，苏东坡在杭州建立了安乐院。1102年9月，各地成立了安济坊、婴儿局、慈幼局和慈幼庄等专门慈幼机构。慈幼局除了收养弃儿外，还可为无子女家庭收养之用。慈幼局是这样运作的：官府出钱雇用奶妈抚养弃婴，且每月发给钱粮绢布，保证其温饱，弃婴被抚养成人后，让其自食其力。如果民间有人想领养弃婴，官府每月依然发给1000文钱，3斗米，三年后停发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因为国力衰弱，民生凋敝，弃婴问题十分严峻。为了遏制溺婴恶俗，人们开始推行弃婴保护事业，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救助弃婴的专门机构——育婴堂和保婴会等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周孔教在苏州推行弃婴保护事业。1634年，蔡琏在扬州成立了育婴堂。顺治十二、十三年（1655-1656年），扬州府的江都、高邮的绅商捐款相继建立了许多育婴堂。

　　明末清初的柴世盛是浙江山阴（绍兴）人，曾任河北阜城知县、天津屯田推官（农垦局长）等职，明亡之后，他出家为道士，居住于北京夕照寺。由于连续的战乱令民不聊生，到处都是逃难的难民、暴露在外的尸骸和失去依靠的婴儿。柴世盛在北京城外建立50个暴骸坑，每天带人在城内外埋葬无名尸体。其间，他发现路上有很多奄奄一息的弃婴，觉得孩子们可怜，便在夕照寺以西募款建了一所育婴堂。

　　育婴堂的经费得到许多缙绅的参与赞助。在几十年间，缙绅们始终关心育婴堂，他们捐献了200多亩土地和几百套房产，把地租、房租作为育婴堂的经费。柴世盛还请北京的绅士捐款建立了陶器厂，以贩卖陶器的收入充作经费。

　　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雍正帝以私人身份向柴世盛的育婴堂捐款1000两，并令各部各捐1900两，还在多地购置田产，年收租金作为抚养孤儿之用，并赐书“功深保赤”匾额悬挂于育婴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