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一个很俗气的故事。如果您也刚好无聊得紧，那就听听。

　　有一个生意人由于经商遭遇挫折，被逼到了负债累累、走投无路的境地。他绝望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突然，一个老人走到了他面前。生意人向他倾倒了心中的苦水。“我想我能帮助你。”老人说。接着，他问了这个生意人的姓名，然后掏出一本支票簿，开了一张支票，塞进了生意人的手里，说：“这些钱算我借给你的，但是明年同月同日的此时此刻，我希望你能回到这个地方，把钱还给我。”

　　支票上写的是50万美元，签发支票的人是洛克菲勒——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！生意人十分激动。“我必须振作！”他心中暗想。他没有把这张支票兑现，而是将它锁在保险柜里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想到它，他浑身就充满了重整旗鼓的力量。那一年，他凭借敏锐的眼光，抓住机会，做成了几桩大生意，不但还清了负债，还重归富人之列。

　　在约定的那个日子，他怀揣那张没有兑现的支票来到公园。在这里他果然见到了如约而至的老人。正当他要向老人表示感谢，奉还支票的时候，一个护士跑了过来，抓住了老人的胳膊。“我终于找到了！”护士大声说，“我希望他没有给你添麻烦。他一有机会就会从疗养院里跑出来，告诉别人他是大富豪洛克菲勒。”

　　护士挽着老人的胳膊走了，留下了目瞪口呆的生意人站在那里。他的脑海里回忆着一年来的奋斗历程。一切之所以如此从容不迫，是因为他深信保险柜里还有50万美元。蓦然，他明白，其实能够让他扭转逆境的不是这50万美元，而是这50万美元唤起的他内心的自信和力量。

　　故事讲完了。我们也许会想：如果那个老人确实是洛克菲勒本人，他开的那张支票真实有效，而那个生意人把50万美元兑现了，结果会如何？结果可能没这么美好。

　　文学家也有没兑现的“支票”。鲁迅没写成《杨贵妃》，汪曾祺没写成《汉武帝》，钱钟书没写成《百合心》。钱先生不能保证“假如《百合心》写得成，它会比《围城》好一点”，因为“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：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，不但想像它酸，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的甜”。同样，鲁迅先生不能保证《杨贵妃》一定会超过《阿Q正传》或《奔月》，汪曾祺先生保证不了《汉武帝》肯定好过《大淖记事》或《陈小手》。但是，我们对它们的想象，却是非常美好！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，是否可以说，“兑现”是非常俗气的举动，因为它消除了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部分：悬念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俗气的时代。